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讲座教授（1994-98）。

　　赢得冷战使美国自信满满，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纳伊（Joseph S.Nye ）所说的，"注定要领导"全世界。美国重建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充满了"浓烈的自得，无保留的胜利意识，和宣告庄严的使命"1.冷战期间中美联合对抗苏联的战略联盟崩解了，中国变成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首要障碍。美国对残暴的天安门事件始终愤怒不休，中国则怀疑美国针对她搞"和平演变".中国国家民族主义高涨，经济和军事成长不但没有赢得国际承认，反而引起亚洲乃至举世的关切。90年代期间，美国这边出现了许多学术与通俗的论著，从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World Order ）到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 ）和芒罗（Ross Munro）充满敌意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中国那边则出现了《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歇斯底里的反美言论，双方剑拔弩张，构成了90年代媒介论述的前景。本文将分析1990-2000年这11年里《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社论和专栏对中美关系的论述，来阐述我所谓精英媒介"建制内的多元主义"（established pluralism）。

　　一、处理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

　　美国的外交政策从来就是理想主义、道德主义、现实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混合体。由于她在国外没有领土的野心，只追求政经和文化利益，所以常自觉与众不同，不是甚么帝国主义者。在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反共，其次是以现代化为名推广资本主义的民主；一方面支援右派专制政权，一方面在势力范围内推行民主制度。美国自命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与西方文明的监护者，忙着"在全世界到处矫枉为正，缉拿独裁者，保护自由，任何地方任何代价在所不惜"2.美国在东西冷战中猛烈对抗共产阵营，却敌视南北半球的贫富冲突，因为穷国认为美国是全球经济和资讯失衡的罪魁祸首。

　　每个国家都必须建构一个"他者"，才能安顿"我们".美国国内的进步声音，碰到国际事物，每每变得冷漠。美国主流媒介大肆渲染共党政权蹂躏人权，对其盟国的人权暴行却只轻描淡写3.媒介对华报导始终徘徊于浪漫与怀疑的两极之间，既反映了中国和美国发生甚么，更是两国关系起起伏伏的写照。里根（Ronald Reagan ）总统80年代中访华归来，宣称中共是好的共产党，苏共是坏的共产党；为了战略需要，美国采取双重的人权标准，严以责苏联，宽以待中国。沃麦克（Brantly Womack）指出，中国80年代发生种种变化，美国人沾沾自得，以为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的破产；天安门事件又让他们鸵鸟式地印证共产主义的极权本质4.及至90年代，冷战结束，天安门事件余波荡漾，美国媒介的焦点转移到中国的人权问题上面。

　　美国外交政策的两辔是民主与资本主义，经常携手同进，有时却步伐不一。美国以商立国，在冷战结束后推动的国际秩序，企图用松绑的政策、自由贸易和新传播科技来营造单一的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证明了"贸易即政治"的道理。美国想在中国占领市场，又想在政治上改变中国，两套目标未必契合。中美关系的症结在于：美国推销资本主义民主给中国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民主（人权）与资本（贸易）的紧张关系。精英媒介对此目标一致，方法分歧。

　　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的权威是无可匹敌的。张赞国的研究发现，为美国精英报纸设立对华政策的议题的，主要是总统，其次是亲信幕僚和主要阁员，国会瞠乎其后5.每当精英的共识一致，媒介不是唱好政策，就是唱衰敌人。万一共识破裂，议题进入"合法争议区"，媒介乃如实报导精英团体、建制机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向既定的政策挑战6.权力结构是现实的第一建构者，媒介才是第二个建构者。但媒介并非无足轻重，它们不断报导精英失和、政策错误或各种丑闻，总统可能逼处守势，许多政策因此窒碍难行。克林顿（William Clinton）抱怨《纽约时报》老批评他。帕特森（Thomas E.Patterson ）惋惜美国媒介刻意攻击政治人物，使之失去公信，难以有效统治7.难怪每个总统都要雇一大批公关专家，定期展开媒介和民意攻势。话说回来，媒介再怎么攻击白宫主人，对美国制度和基本利益毕竟维护得不遗余力。

　　二、建制内的多元主义

　　在美国的精英媒介中，《纽约时报》具有神话般的声望，号称是"政治精英的内部刊物".国务院、国会和各国大使馆都依赖它来建立普遍性的参考框架，社会运动团体也不敢掉以轻心。激进派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承认它的影响深远，但抨击《纽约时报》是一张"官报"，生产"必要的多元主义假相"，其实为美国政府和财团标志意识形态的边界："到此为止，不准出界"8.他的说法不无道理，但假如无限上纲式推论《纽约时报》和《真理报》或《人民日报》为一丘之貉，岂不荒谬？

　　我选《纽约时报》来研究，因为它执舆论之牛耳。我用"建制内的多元主义"来描述它对美中关系的论述，但这个概念的普遍意义超出中美关系的范围。它的第一个特征是：美国精英媒介的言论多元，却拘泥于官方既定的狭隘视野之内，也就是"统一中见分歧"，宛如唱出一个主题的几个变奏曲。媒介受到政治经济脉络所制约，传统视媒介为制衡权力的"看门狗"（watch dog ），未免太浪漫，也强其所难。而乔姆斯基视媒介为权力结构的"哈巴狗"（lap dog ），则忽略了权力中心不是一成不变或铁板一块。我的观点比较接近视媒介为"守门狗"（guard dog ），"不是为整个社区，而是为其中有权有力创造和控制安全系统的团体看哨"9.媒介为权力结构服务，但不是无条件听命于它。回到在中美关系上，美国精英的意见本来就分歧，何况中国政府劣迹斑斑，使得《纽约时报》社论和专栏作家的论述比平常多元，但又像是权力走廊的内部争论。报纸动不动搬出"美国人民"，其实视野很少超过精英层的思考范围。反对的声音（例如乔姆斯基的言论）一旦危及权力结构，媒介就加以消音或边缘化。

　　"建制内的多元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精英媒介倾向于把外国现实"内在化"，建构为萨伊德（Edward W.Said）所说的"东方主义论述"10.美国社会服膺负责的资本主义和利他的民主制度，认为美国的制度即使需要局部改革，却无根本上的瑕疵。美国主流媒介评断其他国家，总看它们是否符合美国的期望，或和美国的制度和义理有多接近，无非从美国社会的主题出发罢了11.国际新闻充满强国的声音，弱国充其量只在旁嗡嗡叫，媒介的聚

焦对准中心（而非边缘）国家的阐释框架及定义。美国媒介对华报导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一是美国；《纽约时报》的社论和专栏几乎是从华盛顿看中国，关注美国应该如何对待中国，而不是中国本身发生甚么事。美国国内为对华政策的党派冲突往往喧宾夺主，比中国本身的新闻还重要。媒介偶尔引述从中国发回来的消息，却立刻扯到华盛顿的议题上，然后居高临下，进一步建构自己的论述，担任"旁观者"兼"裁判"的角色。媒介往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我们"和"他们"对立，然后夸夸其谈"他们"值得不值得"我们"去救赎。至于台湾、香港、西藏、俄国、古巴或者印度，只是中美关系宏大叙述的配角而已。

　　第三，精英媒介在组织作业上落实了"建制内的多元主义"，以塑造"客观性的战略性仪式"（strategic ritual of objectivity ）12.《纽约时报》对编辑作业讳莫如深，比法国和德国的同行还不透明。佩吉（Benjamin I.Page）发现，《纽约时报》的社论一贯不偏不倚，而另外安排有些专栏保守些，有些专栏激进些，左右平衡。这个编辑政策使报社提出它的政治主张，又展示"多方参与、激烈论争的形象"13.在我所涉及的时段内，共有15位专栏作家14，其中一位是黑人，一半以上是犹太人，却无华裔或亚裔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

　　三、怎么对待中国？

　　我用建构主义的话语分析法（discourse analysis）15，先解构《纽约时报》的社论和专栏，再将主要议题重构为"意识形态集束"（ideological packages），包括了隐喻、范例、口号、描述以及诉求原则等。这些基本框架平常视为当然，心照不宣，却为评论者和读者预设一种看世界的角度。我搜集1990-2000年间464篇文章，包括205篇社论和259篇专栏，反复排比阅读，再归纳分析。《纽约时报》每天登二到三篇社论，不署名，每篇400-600字。每年平均登18篇有关中国的社论16.每篇专栏约650-700字。在11年内，15个专栏作家的笔锋几乎都触及中国，但大多蜻蜓点水，以中国为讽嘲的例证，只有四位持续发表对中国的分析。环绕社论为重心，罗森索（A.M.Rosenthal ，共132篇）和萨法尔（William Safire，共54篇）持右派观点，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 ，共54篇）和路易斯（Anthony Lewis ，共19篇）持温和左派的立场。

　　表1《纽约时报》社论和专栏文章的意识形态（1990-2000）

　　表1总结出三个意识形态集束：围堵政策（保守派）、来往政策（中间派）和全球化政策（自由派）。它们的意识框架跟克林顿的政策亦步亦趋：保守派反映克林顿早期的强硬主张（1992-94）；社论中间派支援他的主体政策（1994-97年及以后）；自由派拥护他1997年以后的全球主义思路。克林顿承认围堵政策失败，转而与中国来往；但后来发现"有往无来"，乃再转向为"全球化"的策略。对华政策表面上愈变愈宽，其实掩盖了一场利益斗争，贸易团体击败了人权团体的诉求。"全球化"和"来往"的逻辑重叠，但全球化避免正面和中国交锋，宁可溶化中国到"文明世界"里去。克林顿放弃围堵政策多年，保守派还抓牢他早期的立场，谴责他背叛原则。这三大框架有内在变化的轨迹，但新立场未必取代旧立场，有时三个立场各吹各的号。《纽约时报》的同事不便互相点名批评，但意识形态竞争有时呼之欲出，有时跃然纸上。

　　四、围堵政策

　　肯南（George Kennan ）在1950年代主张围堵以苏联为首的共产阵营，《纽约时报》右派专栏的对华立场也是黑白分明。1990年罗森索宣布：改变共产主义的唯一方法就是"终结它".他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认为它的本质难移，论调和福山、亨廷顿和伯恩斯坦、孟诺等人如出一辙。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布什（George Bush ）总统拒绝用贸易手段惩罚中国政府，罗森索说，中国政府堵住了布什的嘴，布什是中国领导人、而不是政治犯的朋友，才会用最惠国待遇去津贴中国这所"大监狱"的头头们。他从1992年起不断号召消费者抵制中国货，但徒劳无功。

　　总统候选人克林顿抨击布什"纵容北京屠夫".1993年罗森索赞扬克林顿比布什有骨气，把中国的人权记录与最惠国待遇挂钩，但不到几个月，却转而谴责他把贸易与人权脱钩。1994年5月27日专栏的标题说："别纵容暴君，干脆投降算了".文中痛斥克林顿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措辞尤甚于克林顿在竞选期间对布什的冷嘲热讽。四天后，罗森索声称北京俘虏克林顿为其新囚，美国政府闻北京的调子起舞。从此"北京囚徒"成为克林顿的标签。罗森索鞭鞑美国的对华贸易说客"急于和魔鬼共进晚餐"，以致克林顿不惜付出任何道德的、政治的、甚至安全的代价，以人权和中国交换"虚无飘渺的贸易"，并出售核技术给中国，造成"世界安全的重大危胁".1997年，罗森索说，中国出售美国的核武器给巴基斯坦、伊拉克和伊朗，为的是它们都想"削弱美国".以色列出售先进武器给中国，起码证明"犹太人都不聪明"，损及以色列"民主灯塔"的形象，更让中国有能力击落美台的飞机。他说，美国成了中国的"俘虏"，克林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而非中国人民的"战略伙伴".罗森索在1999年总结道："我们不必怀疑美国有何可信度，我们根本没有（可信度）。"

　　罗森索最爱用"姑息"来形容布什和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在很多文章中出现三四次。此外，"北京屠夫"、"向北京磕头"、"暴君"、"共产独裁者"和"北京囚徒"也惯常出现。他十几次把中国比作希特勒的德国、日本军阀的帝国、斯大林的苏联、萨达姆（SaddamHussein ）的伊拉克和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伊朗。他推崇魏京生、吴宏达和达赖喇嘛。他甚至公布支援人权的个人和团体的电话、传真和网址。他说，克林顿对古巴强制禁运，在联合国谴责古巴的人权问题，却让中国逍遥在外，只因为钱会讲话。罗森索从1997年起到1999年退休写了13篇文章，揭露中国政府迫害基督徒和藏民。

　　另一位保守派专栏作家萨法尔原是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 ）的演讲撰稿人。他在80年代中期曾盛赞中国"拋弃马克思主义"和"拥抱资本主义".他坦承没有领头抨击布什的对华政策，因为期望政治自由会尾随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但看到

政治情势没有变化，1992年起开始攻击布什的"磕头政策".他原来看拥抱资本主义的中国前景比苏联乐观，但到了1995年却转称俄国的政治情况比中国看好。

　　萨法尔推崇魏京生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一篇专栏的题目就是：《我的老魏》，捧他像曼德拉（Nelson Mandela）、沙卡洛夫（Andre Sakharov）和斯奇萨朗斯基（Anatoly Schchar-ansky）一样永垂不朽，不像江泽民、克林顿和勃列日涅夫之辈只是过眼云烟。看到中国的政治自由在原地踏步，萨法尔预言，下个世纪印度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萨法尔责难新加坡"专制资本主义"，表扬台湾的民主选举和她"令人敬畏的自由病毒".1999年末，他严斥以色列卖给中国十亿美元先进的空中侦察和雷达装置："要是以色列对岛上（台湾）二千二百万人的自由漠不关心，世界上更少人会在乎六百万犹太人被扔进海里去。"他再斥以色列破坏与美国的战略联盟；克林顿政策的失败使中国进一步军事威胁台湾。

　　从1997-2000年，萨法尔针对克林顿涉嫌接受中国竞选捐款和中国涉嫌偷窃美国的核机密穷追猛打。在其56篇文章中，将近一半（43%）咬住这两件事不放。他绘影绘声，先是印尼华商为克林顿筹款，然后雪球愈滚愈大，许多中国领袖的那些腐败走资后代都牵连在内。至少有五篇文章编织了官商勾结的"情节"，彷佛中国、其代理人和"中国的新说客"已通过间谍网路、竞选捐款和其他耳目，渗透入克林顿的白宫。1999年，国家安全顾问伯格（SamuelBerger）否认有私下交易，萨法尔还是炮轰中国一边买势力，一边派间谍偷美国核机密。四篇文章错将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文和与中国政府偷窃美国先进技术的"大阴谋"串起来。萨法尔说，就是因为中国拼命买势力，克林顿才会从骂"北京屠夫"变成了她的"战略伙伴".

　　五、交往政策

　　《纽约时报》社论不偏不倚，建基于美国实用主义的中间哲学，主张和中国有建设性的来往，以平衡美国人权价值及其在华的商业、战略利益。它的论述大体回应克林顿总统1994年的政策转变，希望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的多方关系。克林顿说："我要把中国带进来，不要将它赶出去。"这就牵涉到怎么运用"萝卜和棍子"了。《纽约时报》对于何为萝卜何为棍子有时摇摆不定。但这些标题显示了典型的美国实用主义精神："严惩中国，但不要孤立它"（1991年5月13日）；"勿向中国关上大门"（1991年9月30日）；"中国：在全有全无之外"（1992年9月29日）；"只要有建设性，纵容中国何妨"（1993年11月18日）；"别逃避中国问题"（1994年5月22日）；"中国：别存幻想"（1999年7月14日）。

　　该报一边批评布什姑息中国，一边警告"不要处罚错的中国！"从1990-92年，不断呼吁美国保护中国改革的根子，包括知识份子、出口区，和资本主义的私有界。它支持美国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条件是中国必须在几个重大领域有改进。《纽约时报》强调对华的制裁不是全面的，而应该是"具体的"、"有目标的"、"温和的"、"有选择的".它斥责布什对中国要得太少，向国会要得太多。1993年一篇社论说，给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只应考虑人权状况，并容许作"弹性解释"；中国的武器扩散和美中贸易的磨擦，则宜寻求其他途径解决。

　　1993下半年，《纽约时报》称赞克林顿将人权同最惠国待遇挂�牵�1994-97年转而批评他向商业利益低头，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导致"政策瘫痪"，让中国当局肆无忌惮迫害人权。该报要克林顿采取"有选择的经济制裁，用最小的经济代价表达最强的政治信息".1994年末，它呼吁国内两党站起来对付"中国的流氓作风"，但不要破坏双方的长期关系。中国卖核武给巴基斯坦，该报说美国必须协调盟国共同对华经济制裁，免得盟国乘虚进入中国市场，牺牲美国的利益。

　　《纽约时报》不满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唯一的例外是1998年夏。在克林顿访华以前，三篇社论敦促他效法里根——里根1988年访苏时，曾接见著名异见人士，并在电视上向苏联人谈论民主。这回它赞扬克林顿在电视直播上和江泽民唇枪舌剑，侃侃而谈西藏问题和个人自由；而江泽民走出邓小平的阴影，显得"更有自信，更有自由色彩".这种乐观转瞬即逝，1999年四篇社论说，"中国暴君报复民怨"（镇压民主人士、异见人士和法轮功），美国的反应只是空洞软弱。另一篇社论指责克林顿的政策好比摆在自动驾驶盘上，"只知往与中国来往的既定目标前进"，走错方向，必须矫正。

　　克林顿向中国出售导弹技术，涉嫌接受中国的竞选捐助，1998年六篇社论质疑之。1999年12篇社论详论国会发表的一系列调查报告，谴责美国核武实验室的安全管制松懈，使中国趁机进行间谍活动。回顾当时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有心为难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两党争斗方兴未艾，给媒介的放大镜一照，几乎从边缘占据新闻舞台的中央。这件事符合了新闻热点的基本要素：情节悬疑，名角演出（考克斯委员会、法院、克林顿的官员们）合理的嫌疑犯（中国和李文和）和受害者（美国核技术秘密），整个基本假设当然是中国无法无天。此案涉嫌种族歧视，终因司法部缺乏证据，李文和无罪获释。外界批评《纽约时报》为李案煽风点火，为李案的始作俑者，它在2000年两篇社论承认过份依赖官方的说辞。

　　在台湾问题上，社论充分表现了实用的中间态度。《纽约时报》一直同情台湾渴望摆脱中国的控制，1992年一篇社论写道：台湾和中国"实质上是分离的两个国家"，克林顿应该注视台湾的民主变革，但毋需激怒北京。1994年一篇社论质问美国何必遵守

　　"一个中国的神话".1995年和1996年，中国用导弹恐吓台湾，至少有五篇社论表扬美国政府的立场"坚定而不鲁莽"，台湾毕竟"大得不能成为中美关系摆布的棋子"，民主转型使台湾"最终独立愈来愈站得住脚……只是目前这样作得不偿失".等到北京的反应愈来愈强硬，该报突然在1997年转头批评台湾，说她"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处理上扮演过大的角色".从1997-2000年，该报坚持美国应该抑遏中国的军事冒险和台湾的外交冒险。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中国怒不可遏，该报催促美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和平统一的原则，以冷却一触即发的局势。

　　六、全球化

　　尽管鹰派的立场还在，美国意见领袖的主轴开始转向，企图纳中国于世界贸易组织之中，让她接受国际规范和文明法治的约束。从1997年3月6日起《纽约时报》社论便坚持这个论调。以前该报攻击美国没有附加人权条件便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现在的主张正是无条件给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即以前所谓的最惠国待遇）。从1997-2000年，社论在不同的抽象层面列举13条重叠的理由，声称中国入世将（1）有利于西方国家催化中国的改革；（2）给中国的改革者加一把劲；（3）让中国官僚把权力交给不以人为转移的市场机制；（4）由"公正的国际法庭"解决中美贸易纷争，减缓双方的紧张；（5）协助中国领导人建立法律的可测性、国际标准和法治；（6）联合美国的人权和商业团体，殊途同归；（7）比光帮助个别异见份子更胜一筹；（8）推进中国的市场纪律；（9）开放中国市场给美国商品；（10）由于外国商品、技术和电信的扩散，带给中国人民更多资讯；（11）严格监督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工人权益和环境的情况；（12）拓宽中美人民的关系，使中国更趋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权；（13）帮助美国在全球推进自由，塑造国际商业力量，使美国工人和中国民主两蒙其利。

　　50年代冷战期间的现代化理论把发展计划说成"天衣无缝"，彷佛只要抓住经济发展的枢纽，即可带动一揽子好东西17.现在，全球化的鼓吹者开出这一张长单子的好处，有如现代化理论的借尸还魂。《纽约时报》社论突出世贸组织为全球化的象征，但始终没有用过"全球化"的概念，反而是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给"全球化"下了这个定义："世界的金融、市场、国家和技术结合了市场竞争，规模之大前所未见"18.这种窄化的论述一味经济挂帅，无视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会造成甚么复杂的、矛盾的政治和文化意涵，似乎假设全球化是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却避而不论全球化的条件、标准、代价。各种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例如反霸权主义者、环保组织者和工会）一概边际化，更遑论西雅图和义大利热那亚的反世贸组织街头示威了。

　　弗里德曼是"全球化"的传教士，从1995年（成为专栏作家）到2000年写的56篇文章全都在传这个福音。后来他给非洲开药方，全球化也是解决饥饿和灾难的灵丹。可惜他的视野片面，证据薄弱，欠缺理论的严谨。1998年3月18日，他从中国写道：

　　在意识形态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完蛋了。它还在掌权，却无讯息可传了。如今没有人能自外于全球化。发达经济所面临的压力（如裁减政府冗员，争取外资，在全球市场插足，增加国家的竞争力和多样化）也在挤压中国的乡村。试听这儿村长的竞选演讲，告诉我，跟俄亥俄州托里多市选市长有啥两样。政治不再是地方的。政治都是全球性的了。

　　这段话刻意模糊了中国乡村和托里多的结构差异。他说，自下而上的革命太爆炸，由上而下的革命不可能，于是朱镕基总理据说不顾死硬派的阻挠，引进全球化，寄望由外而内带来革命。除非中国与全球融合，否则必重蹈俄罗斯的覆辙。弗里德曼认为，中国入世不啻"给美国的经济送份礼"，Sprint、AOL 、AT&T这些大集团企业可以收购中国公司，帮助中国和世界"连线".美国在中国有市场优势，因为中国人"渴望巨无霸汉堡、苹果牌电脑、微软和米老鼠".全球化使中国撒野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也可以稍煞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气——"他们可以烧美国国旗，却不能烧美元。"他批评美国工会"鸵鸟式的保护主义"，要求民主党提出方案解答美国工人对全球化的忧虑，但千万不要诉诸贸易设障。他把劳工的忧虑就这么轻轻提起轻轻放下了。

　　全球化是中国实行法治的契机。弗里德曼说，"必要时得给中国划红线，但可能的话应该搭桥".从1996年起他宣扬法治比选举对中国更重要。一年后，他说美国不应该随便乱挥最惠国待遇这根棍子，因为它伤及中美两国的利益，何况人权不应简单化为最惠国或者非最惠国待遇。1998年，他形容中国"从毛泽东一路直奔密尔肯（Michael Milken，被判有罪的美国金融家），没有在麦迪逊停留".比较客气的说法是"从毛泽东一路直奔美林（Merrill Lynch，证券金融公司）".换言之，中国一夜间追求市场经济，没有经过民主与法治的洗礼。"裙带资本主义"酿造了亚洲金融危机，他说中国要是不改革法治，可能"沦为泰国第二"，甚至比马来西亚还要难看百倍。他相信，中国当局不会释放异见人士，却不能完全反对法治。他惋惜道，中国不像印度和香港受过大不列颠的殖民，也不像日本或韩国受美式新殖民主义的影响，所以未曾建立一个"支持自由宪政的精英和官僚体系".听起来好像东方主义者的老话："你们有今天，都因为有我们".他呼吁美国国会给在华推行法治的美国公司税务优待，希望企业界筹5，000万元，国会再拨5，000万元相对基金，邀请中国的法律学生、法官、律师甚至检查官来美国学习。

　　弗里德曼提出一条俏皮的"预防冲突的金拱门"定律，声称凡有麦当劳的国家就不至于交战。他认为全球文化的"麦当劳化"象征着进步与紧密联系，却对麦当劳文化的种种批判置若罔闻。2000年，中国对台敌意升级，他写了三篇文章说，中国和台湾像世界经济体系的连体婴，中国射台湾不可能不射到自己，台湾扯离中国也不可能不扯低自己的经济。中国入世会减少对台的军事冒进，有一天会"变得更像台湾".他说下一次起来反抗中国政权的，不是天安门运动的学生和知识份子重新结合，而是入世后面临失业破产的工人和农民。这是他唯一负面地提到全球化。

　　弗里德曼喜欢用隐喻、寓言和双关语来营造文字的鲜活对比。1996年，他引《伊索寓言》比喻俄国为民主乌龟，经济即将起飞，中国是独裁兔子，前途堪虞。香港回归中国"不仅仅把西方的一片还给东方"，也是把"未来的一片还给过去".数篇文章形容台湾是"顺者历史风向"的未来，中共政权是"逆者历史风向"的过去。但中国再怎么糟，还是比伊朗强得多：伊朗需要一个邓小平（他称之为Ayatollah Deng），发展经济，降低高压统治。他说中国已跨过"国际换日线"，走进"明天"，拥抱全球化；中东国家还在死守"昨天"，老为认同、文化、宗教和政治这些"老掉牙"的问题厮战。

　　另一位自由派专栏作家路易斯，写了19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他没有提出宏伟的构想，只是不断同情中国的异见人士和支援中国的法治。很多文章描述异见人士，其中魏京生占了四篇。他把魏京生比成曼德拉、斯奇萨朗斯基，有道德勇气，吃过大苦大难，敢"向世界上最强大的暴政挑战"，在"黑暗中放光芒".90年代初，路易斯指责布什拒绝"要中国暴政负责"，对"暴政的牺牲者"无所作为。后来，他谴责多数西方政府一提到中国的暴行就顾左右而言他。他说，中美"战略性对话"换得中国方面愈演愈烈的镇压。路易斯两次驳斥李光耀提倡"亚洲价值"的权威主义。1998年，他开始支援中美两国合作训练律师和法官。受到王丹和达赖喇嘛的影响，他拋弃原有对华贸易制裁的立场，以便把中国带进"国际生活的主流".

　　七、结论

　　美国政府想把中国塑造成它心目中的样子。精英媒介提出的三种意识形态（包括围堵、来往和全球化）都是"和平演变"主题的变奏。美国自诩有神圣使命去拯救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和平演变是这种精神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再现。和平演变是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总统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 F.Dulles）提出的，寄望共产国家从内部变质或瓦解。美国精英媒介的意识形态容或主张完全、部分或者全不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却没有要求回到像1979年以前孤立中国那样。在精英媒介内部，评论者的意见微妙较劲，但这种"建制内的多元"始终局限在官方圈和政策范围内，并不把公共领域里一些异音当回事。多元的媒介声音不管支持或反对政府的政策，都拥护美国的根本利益。有的攻击总统简直无以复加，却全力维护美国主义。媒介的猛烈批评的确把布什和克林顿总统摆在守势，看来软弱无能。然因克林顿擅长抓住媒介论述和民意测验，把政策挪到中间地带，最后几年的对华政策终于受《纽约时报》赞赏。

　　媒介论述承袭了冷战的现代化理论和冷战后的全球化理论。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会带动其他领域的进步，最后点燃政治民主的火花。赞成围堵政策者热衷于惩罚中国，正因痛恨经济成长只培养出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主张来往政策者希望透过谈判找出美国较能接受的条件。"来往"和"全球化"的政策有三点不同：第一，前者是个抽象概念，后者是具体政策；第二，来往要软硬兼施才能"平衡"美国各种不同的利益，而全球化则拋萝卜多于使棍子（几乎不提贸易制裁），以"整合"美国的利益；第三，全球主义者决意把中美双边关系纳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民主全球框架，从内和从外颠覆共产主义。总之，围堵和来往政策都是零和游戏，全球化却是双赢策略，当然前提是美国操纵游戏规则。

　　中国的反应是火山爆发式的"国家民族主义"，强烈表达了仇恨、受伤的自尊及对"和平演变"的恐惧。薄一波在回忆录中透露，中国从50年代起对美国用"渗透、腐化、颠覆"等方式进行和平演变就深具戒心，毛泽东还严厉批判赫鲁晓夫（Nikita Kruschev ）是向美帝低头的"苏修".天安门事件记忆犹新，共产政权又一个接一个垮台，使得中国当局惊魂未定，更怕美国导演和平演变；在北京看来，美国软硬兼施，一手来往，一手围堵，无非在搞和平演变，因此80年代的亲美情绪变成90年代铺天盖地的仇美主义。在90年代最后几年，中国当局终于认识到全球多边机制未必是美国的马前卒，反而可以用来防止美国片面行动。北京更期望透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来提高国际声望，吸引外资，巩固政权。

　　中国发动民族主义来抵挡和平演变，又急于拥抱全球资本主义，更允许国内的资本家入党，和美国的策略有一部分是合拍的。现在国内反对江泽民最甚者，不是自由派知识份子，而是老左派、新左派，以及入世首当其冲的社会领域。江泽民勒令关闭老左派的《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因为它们骂他出卖共产主义。美国方面，小布什上台后宣称要把中美关系从"战略伙伴"调整为"战略竞争者"，但美国突然对国际恐怖主义宣战，美苏关系修好，中美矛盾暂搁一旁。相信美国精英媒介对华政策的论述仍将在资本主义民主、新自由主义、市场全球化、和平演变这几个主轴打转。

　　任晓雯译李金铨校订

　　原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2年2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页71-82.

　　注释：1；2Edward W.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Pantheon ，1993），xvii ；5.3Edward Herman and Noam Chomsky，Manufacturing Consent（NewYork：Pantheon ，1988）。

　　4Brantly Womack，"The Dilemma of Centricity and Internationalism"，in Voicesof China：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ed.Chin-Chuan Lee （NewYork：Guilford Press ，1990），239.5Tsan-kuo Chang，"Reporting U.S.-ChinaPolicy，1950-1984：Presumptions of Legitimacy and Hierarchy"，in Voices of China：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180-201.6Daniel Hallin ，The "Uncensored"War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7Thomas E.Patterson ，"The United States ：News in a Free-Market Society"，in Democracy and the Media：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Richard Gunther andAnthony Mugha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241-65.8NoamChomsky ，Necessary Illusions（Boston：South End Press，1990），13.9PhillipDonohue ，Phillip J.Tichenor，and Clarice Olien，"A Guard Dog Perspective onthe Role of the Media"，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5，no.2（1995）：115-32.10Edward W.Said ，Orientalism（New York：Random House ，1978）。

　　11Herbert J.Gans，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Pantheon ，1979），37.12Gaye Tuchman ，Making News（New York：Free Press ，1978）。

　　13Benjamin I.Page ，Who Deliberate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20.14包括James Reston（退休），Tom Wicker（退休），Leslie Gelb （辞职），Russell Baker （退休），Anthony Lewis （现执笔），Flora Lewis （退休），A.M.Rosenthal（1999年退休），William Safire（现执笔），Thomas Friedman （1995开始，现执笔），Anna Quindlen （辞职），Maureen Dowd（现执笔），Bob Herbert （现执笔），Gail Collins（现执笔），Frank Rich（现执笔）和Paul Krugman（现执笔）。多数从跑新闻爬上事业的高峰，两位是前任总编辑（Reston，Rosenthal）转任，有的聘自政府（Safire）或学术界（Krugman 同时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有的辞职去做人生不同的规划（Quindlen）或领导智囊团（Gelb）。

　　15William A.Gamson，"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Mass Media and PublicOpinion"，Symbolic Interactionism ，11（1988）：161-74；William A.Gamson andAndre Modigliani，"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Approach"，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5（1989）：1-37.161990年有13篇社论；1991年13篇；1992年24篇；1993年13篇；1994年14篇；1995年21篇；1996年15篇；1997年19篇；1998年23篇；1999年30篇；2000年16篇。

　　17B.Higgi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Seamless Webor Patchwork Quilt？"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5，supplement（1977）：99-122；R.Packenham ，Liberal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20.18Thomas L.Friedman，The Lexusand the Olive Tree（New York：Farrar ，Straus &Giroux，1999）。